《欢乐的葬礼》中所呈现的这种失意与明亮、悲伤与喧闹、泪水与欢笑、灵魂与肉体共存的场景，无法不令人想起库斯图里卡或托尼·加列夫的电影中所呈现的居无定所的吉普赛人的生活来。尽管主角是一个犹太人，但他身上所放射出来的气质以及环绕在他周围的色彩却总让我将他想象成一个吉普赛人的形象。
这也许是一种错认，其实阿利克的纵情放旷与吉普赛人无可奈何并不吻合。不过问题可能出在作者描写之不足上了，使得我只好借助一个已有的形象来确认他。吉普赛人似乎有一种愿意在镜头前表演的本能，但阿利克并不知道有一个镜头存在，他是被作者用上帝视角告诉读者的。
他的形象是从活跃在他周围的朋友、情人等心理活动中构建出来的，在这些人眼中的阿利克尽管有实物，却总给我一种他们的目光穿透了阿利克之感。这并不是说阿利克是透明的、是不存在的，他的存在如此真实，以至于死后的葬礼上，录音机播放他死前留言都有还魂效果。或许我们可以说，阿利克是一种理想的存在，人们的目光因为穿过他而交汇，就像他们因为他而聚集他的房间里。
在这个房间里，人们暂时实现了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人们的社会地位、阶级、文化、甚至种族等都几乎被解除或者说被隐藏起来，而进入了一种接近于远离大陆的孤岛上的狂欢世界。尽管这片孤岛与俄罗斯尚隔海洋，但这种欢乐的感觉却带有浓厚的俄罗斯味道，它使我们或许想起果戈里在近乡夜话里所描写的那些乐观的哥萨克，巴别尔写的那个有些光明且嘈乱的敖德萨。
随着这个暂时的乌托邦中心人物的死亡，摆在俄罗斯犹太移民面前的是某种理想主义的破灭。这种破灭缘于他们的痛苦所系之物的死亡，这或许是本书写得最具有深意之处，但也是最刻意地安排。医生菲马对于俄罗斯人和美国人对痛苦的认识发人深省，他认为美国人不愿意忍受痛苦，而俄罗斯人、犹太人恰恰是因为忍受痛苦才获得了重要的本质。
因此理想主义破灭了两次，一次是来到美国在本体论角度上痛苦被拒斥，而他们正是带着巨大的痛苦离开原乡的。一次便是阿利克的死以及苏联的解体——这二者其实同为一体的两面（这是作者的刻意安排）——死亡与解体，使他们为自己的正确所寻找的证据崩溃。
于是，在这个维系众人痛苦的形象死亡或倒塌之后——无论这形象是被欢迎的还是受憎恶的、是理想主义的还是背叛了理想主义的、是真诚而不要求道德的还是道德至上却虚伪的——众人的目光从远方收回，乌托邦被回收，一些柔软的东西将开始变得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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