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个世纪的体质人类学和种族理论之后，我们要跳到年，从而强调对一个欧洲种族进行抵抗的特殊问题。年，语言学家阿道夫·皮克泰特在日内瓦出版了一篇论文，名为《印欧起源或原始雅利安人：论语言古生物学》。
他从大量能够得出存在一种印欧语言的比较语言学研究中，提出了存在一种印欧种族的假设。不同种类的被命名为印欧语言之间的亲缘性，自17世纪以来就为人知晓了，它指的是一种古代语言的整体，从中产生了大多数现代欧洲语言。印欧语言群包括古希腊语、拉丁语、古波斯语和梵语，其中梵语是自公元前4世纪就被证明使用了的印度教的宗教文本语言。在19世纪初，大量重要的比较语言学研究，细化了这种语言共同起源的假设：在德国，弗朗兹·博普撰写了一本印欧语言学比较语法书；在瑞士，阿道夫·皮克泰特则在凯尔特语与梵语之间寻找关联。
年，一位比利时语言学家，奥诺雷·沙维，先担任讨论课教师后来成为自由思想家，重新提起并且系统化了阿道夫·皮克泰特关于雅利安种族的观点，为此他出版了小书《语言与种族》。沙维声称通过将语言学定义为科学，他科学地证明了人类多祖论。他还总结了闪语族语系和印欧语系之间的区别，并将这两种语系都回归到它们各自使用人群的起源，也就是说，存在两个不同的人类种族：雅利安人和闪族人。上述学说自从年出现起，就成了刚成立的巴黎人类学协会组织辩论的内容。
这一学术协会的创始人是卡里斯玛式的保罗·布罗卡，他是医生和体质人类学家，他坚持不懈地推崇一种科学的人类学，不过那时人类的自然史和社会史之间还没有区分开。作为众多短期存在的学术协会之一，巴黎人类学协会虽然也使用相同的术语“种族”，但是超越了以往对民族学对象的定义：它要研究的是“体质组织、智力与道德特性、致力于区分种族的语言和历史传统”。这种把“种族”视为体质、语言和文化集合体的定义，在年引起争议之后，被巴黎人类学协会细致地抨击。
在布罗卡组织的研讨课上，沙维混淆了语言学论据与种族论据的观点，同时受到医生和语言学家批评。医生们强调，对于说印欧语言的人与说闪族语言的人来说，他们的话语器官在严格意义上都是相同的。语言学家们强调，不可能去证明种族差异与语言和文化差异之间的关联。在这些语言学家中，我们可以发现欧内斯特·勒南，他已经因为年出版的《闪族人语言通史》而小有名气，随后又因为年的《耶稣的一生》而暴得大名。这本书第一次认为耶稣就是与他人一样的普通人，因此我们可以对他进行历史的研究，而不是神学的研究。
勒南是一位显赫的学者，作为语言学和历史学专家，他的观点与布罗卡坚持的自然科学的人类学虽然并不相同，但可以互为补充。在年的争论中，出场的医生和语言学家一致同意，有必要明确地区分两种学科。语言的历史与人类的生物史无法兼容。语言学的集体性，即说同样语言的所有个体，并不是被生物亲缘性定义的集体性的反映。以“雅利安种族”为名的印欧种族共同体的假设，从科学的角度看就是无稽之谈。我们可以说布罗卡和勒南是进步主义、反宗教且反对反动派的公民，但他们都没有在政治层面上进行争论。正是科学的理性让他们如此做的。
这场争论对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都是非常重要的。它发生在年美国人类学协会决定将人类学划为四个分支的四十年之前。2年起，相似性消失了。在法国，语言学家们，尤其是印欧语系和闪族语系的专家们，要比研究其他大洲人类的专家更加受重视。前者的研究对象——古代与《圣经》，要更为高贵。而在美国，历史学识的弱势，相反促进了人类学智识的强势：美国史属于美洲印第安人史的一部分，而美洲印第安人史实际上就是人类学。年的争论，在法国没有产生制度上的重大后果。它只是重复了业已建成的分界。
年轻的人类学还局限在体质人类学，并且依靠在博物学家和医生建立的机构之上：国家自然史博物馆和布罗卡任主席的巴黎人类学协会。印欧语言学家们，被幸运地从史前史和生物学中分开，于年组织成立了巴黎语言学家协会。但是这一协会并不与研究其他大洲的语言学家们合作，后者在同时期与研究物和物质文化的民族学创建了共同的协会。换句话说，法国人类学成功地避免了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之间的危险关系，不过付出的代价是将对近处的科学和对远方的科学进行区分。于是，年法国以两个最常被研究的大洲的名字，创建了美洲与东方民族志学会。
这一学会很快就成为民族志学会，该组织旨在研究每一个大洲：美洲、非洲、中国和日本、大洋洲，但从不对欧洲感兴趣。如果说年的争论以及它坚定的结论对今天的我们如此重要，那肯定是因为雅利安种族的理论。它虽然没有科学的依据，但在今天的政治用途中仍然常见。雅利安种族理论尤其服务于德国纳粹政权下的理论学者。这种理论超出了政治的边界，例如德国人的民族志提出德国对欧洲的帝国主义征服；除此之外，该理论还为出现在欧洲土地上的针对非雅利安人的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种族集中营辩护。
在欧洲，年的革命弘扬了欧洲人民来自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从而建立新的国家并且摧毁旧的帝国。但是反动派的学者却对旧制度充满乡愁，这种旧制度强调一个面对其他大洲的欧洲统一体。革命之后，我们知道欧洲文化是复数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不同于德国文化；就像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在年的《法国史》中精彩指出的那样，法国代表了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聚合点。那么对于那些对贵族欧洲失去的统一体怀有乡愁的人来说，还剩下了什么？答案就是种族。这正是阿蒂尔·德·戈比诺伯爵在至年出版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中所要辩护的，尽管这本书在刚出版时并未引人注目。
该书并不声称是科学的著作，而是一本文学抨击小册子，一本自认为不为人知的浪漫主义作家的悲观作品。作为法国驻巴西大使，戈比诺经历了被法国知识分子称赞的巴西年轻政权的阴影。那些法国知识分子有奥古斯特·孔德，他的“秩序与进步”的箴言至今仍被刻在巴西的国旗上；还有本雅明·贡斯当，他起草了巴西宪法。巴西因而是杂交混血的标志。而戈比诺的观点，则像四个世纪之前的波马·德·阿亚拉那样，将那一时期所有的不幸，都归结于杂交人种。戈比诺从杂交人种的退化中提炼出了种族理论。
要不是戈比诺的理论被20世纪的一位种族理论家休斯顿·张伯伦使用戈比诺的书就要被世人遗忘了。张伯伦远不像戈比诺那样有着优雅的悲观主义，他重拾了雅利安种族的理论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印欧语言学。作为剧作家理查德·瓦格纳的女婿，张伯伦是一个归化德国的英国人，并且保持着德国与英国之间的敌意，他的理论后来受到希特勒的重视，从而为年德国的战败复仇。事实上，希特勒从他的书中看到了超越国家民俗学框架的手段，这一手段旨在发展一种更宏大的欧洲种族理论，而这对希特勒首次征服德语国家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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